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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呼喚自己，不是規範別人，是找到自己的最自然、找到自己的最自在、找到自己的最幸福。
找到了，才能開展成兩個人的關係，儒家的「仁」，這個字講的是兩個人。人與人之間，如果自己不快樂，你說你去找另一個人就會快樂嗎？
基本上自己先要一個基本的素質，才能夠和別人發展關係，如果自己素質太差，就沒有辦法和別人發展良好的關係。我們之前講到修行必須先自己是個好人，意義在此。儒家原本講忠恕，講忠於自己再推己及人，只可惜推出去的都是誆己框人的「禮法」，人人在集體性強迫症下，再也做不來真正的自己。
做真正的自己，不怕失去自己、不怕失去別人。自己先是個值得交心交重、樂意給、有心量接納的好人。自己先快樂才能分享快樂，自己先幸福才能分享幸福。
男女關係、男男、女女關係，都是做真正的自己，不怕失去自己、不怕失去別人，都是在鍛煉淬礪無我，都是在去除自我中心的控制欲征服欲與種種我慢。
性行為的前提是真正的愛。要有真正的愛才能有性行為，而不是說我結婚了，我就拿到一張合法的性行為證明書，婚約不是來保障你的性行為合法，愛情才是。會把性行為當成欲望、當成邪惡，只因為真正的愛情不見了。會把性行為當工具，當欺騙感情的手段，那就不只是在玷汙神聖的愛情，更是造孽了。
沒有人可以去規範你、沒有人可以來界定你的愛情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夠深、夠純、夠美，像這種事是個人的事情，不是司法可以偵判的、不是民法可以規定的、不是政治可以主張的，這就需要透過修行，一切世間的倫理都看這個真心實意，只能管好自己對人有沒有真愛，沒法去規範、批判別人。
儒家出了問題，他想把這個問題政治化、法律化，他們稱之為「禮法」，禮和法，禮法變成一個連結詞，儒家和法家的結合。禮法就是他企圖把倫理政治化、法律化，把自律變他律。然後那個完全執政者就很喜歡講清廉，你如果聽到那個總統講清廉，一定是一個很可怕的總統，一定的，好的總統絕對不會講清廉兩個字，因為那個都是想把道德政治化，政治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以這個總統很少、幾乎不敢談什麼叫做司法獨立、什麼叫人權保障，他不敢談的，他只敢談清廉。清廉完全符合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最惡質的文化，可是很少人懂這個，因為我們的教育沒有教我們，其實中國的歷史從秦始皇到滿清結束，二千一百多年，有170個皇帝大部份都很爛，你可以想到的好皇帝有誰，漢武帝、唐太宗、勉強再多一個漢光武帝，沒有什麼人，沒有什麼可以稱上一個好皇帝，所謂的好皇帝又很可怕，司馬遷到底做錯什麼事啊，犯了什麼天條？他只是告訴你漢武帝，李廣飛將軍的孫子叫李陵將軍，他打戰時遇到匈奴，寡不敵眾，加上彈盡援絕，他投降匈奴了，漢武帝就很生氣，而司馬遷幫這個少年將軍講話，就不得了了，就只是幫一個少年將軍說幾句話，說他投降是因為寡不敵眾，加上彈盡援絕，投降只是一時的權宜，還是有挽救的餘地，這樣講話就不行了，好啦、你叫他回家懺悔也夠了吧、關禁閉三天也夠了吧，但是漢武帝不是這樣做誒，他把你閹了。
為什麼要這樣對人呢？你告訴我，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殘酷的刑法，它就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國家，真的就這麼簡單，只要一個國家還有殘酷的刑法，它就不可能是文明，所以你告訴我說漢武帝是一個文明的皇帝，那我是不可能相信的，你不能說，只有一次，這不是一、二次的問題，這是很多的，只是司馬遷比較有名。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做很平常的，你看唐太宗，魏徵到後來敢說他話嗎、敢批評他嗎？
中國政治的毛病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時代，齊國一個宰相，叫晏嬰他早就說過了，他說皇帝犯錯怎麼辦，他早就提問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有人要談論，二千多年來沒有人要談論這個問題。你知道晏嬰是誰啊，因為他長得又矮又其貌不揚的，有一天到楚國去，對方城門開狗洞，晏嬰說來到狗國就走狗洞，你們是狗國嗎？對方聽了就打開大門，他是一個很機靈聰明的人，他當時就看到華夏文化下的政治問題，二千五百年前就看出來了，不是沒有人看出來，但是沒有用。看出來了沒有用，到了儒家，更沒有用，因為儒家不懂這個、法家不懂這個，道家不想管這個，道家和佛教是最接受自然，道家和佛教最不講禮法的，講的是受用。但道家和佛教被儒家、法家汙染，它就開始大講戒律、禮法、它就完全誤會了倫理的意思，倫理道德不是規範別人的，是呼喚自己的、是找自己的最幸福的。
簡單講啦，整個中國華人社會裡，最能做自己的人是皇帝誒，他權力最大，最能做自己，他幸福嗎？問題是他有沒有做最真正的自己，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竟然還有人說中國歷代皇帝內聖外王最有資格的人，就是漢武帝和唐太宗兩個人，漢武帝有什麼資格說他是內聖呢？說他們是內聖外王的典範皇帝？外王比較沒有問題，但講到內聖，沒有資格，中國歷史上沒有皇帝有內聖的資格，為什麼呢？因為華夏文化把內聖定義錯誤，所以他不可能內聖，什麼格致修齊，他完全沒有做到、沒有辦法做到，其實內聖很簡單，找到自己的最自在最幸福，你才知道怎麼去推，推己及人，把自己的最自在最幸福最自然推給別人，結果你都不懂啊，你做皇帝的人、做宰相的人、做士大夫的人通通不懂什麼叫做最自在最幸福最自然，什麼叫愛情，所以人與人之的關係很不流動，都在講權力鬥爭，所以170個皇帝，宮廷的惡鬥，那一個朝代沒有，每一個朝代都是惡鬥得很厲害，政變最多，戰爭頻繁、都是很殘酷的鏟除異己，羅織罪名，羅織這兩個字最有名的時代，是武則天的時代，甚至還有經典叫《羅織經》，是特偵組錦衣衛東廠警總的教戰手冊，教你怎麼羅織人家的罪，全世界就這麼一本經，就出現在武則天的時代，她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非常能幹、生命力極度的旺盛，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但是她有辦法做真正的自己嗎？只要她沒辦法，她所推出去的都會有問題。
中國最需要改革的是它的政治制度，是它能夠監督執政者的制度，但它沒有，它一直都沒有，所以它只能靠惡鬥、靠權力鬥爭，這樣子的所謂的內聖外王非常危險，動盪不安、令人無法放心，因為它一定導向集權，導向黨高於國的黨國體制，因為他不懂民主，他只會利用票票不等值的選舉操作，他不可能尊動每個人發展最真的自己，是不可能的，你說新加坡不是很強嗎？新加坡不是亞洲價值嗎？你知道李光耀怎麼說的嗎？他說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能夠應付金融危機，不是因為亞洲價值觀，而是因為英國殖民地的價值觀，中國今天強了的原因，不是亞洲價值觀，是資本主義，因為開始走資派，因為鄧小平開始走資本主義，所以現在有錢了，當然代價是破壞自然、剝削廣大勞工，代價就一定這樣子，他今天有錢不是因為亞洲價值觀，一樣的，和李光耀講的一樣，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因為英國殖民地的價值觀，那中國是因為走了美國資本主義路線而變強了，不是因為他奉行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不相干的，完全不相干。
了解歷史，才能夠繼往開來，才能夠知道何去何從，而且要從大看小，再從小看大，要從大事件看到小地方那裡出問題，從小地方看大事情是那裡出問題，所以我們才會談到武則天、楊玉環的愛情，我們對父子同一個女人，沒有意見、沒有要批判，我們覺得他們沒有從兩性關係間找到幸福，反而是唐太宗比較好一點，但是他也沒有把他幸福的觀念推出來，在華人二千年的社會裡，女人還是一種對象，所以大家對男女關係都不是很正向，女人是財產、女人是傳宗接代用的，缺少那種主體性，那武則天有主體性嗎？她不是主體性，她是要學男人，把男人當對象，你們男人可以做皇帝我也可以做，她就是這個態度。
唐朝皇帝在兩性關係上比較幸福的是唐太宗，他14歲娶12歲的長孫皇后，這個我們也沒有意見，14歲娶12歲，兄弟鬩牆，玄武門之變，25歲的唐太宗登基，那時皇后23歲，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在一起11年，他們算蠻相好的，長孫皇后對唐太宗也相當大的幫忙，只可惜年紀輕輕36歲就死了。真正有幫上皇帝的是這個皇后。武則天13歲就入宮服侍38歲的唐太玄，19歲愛上15歲的太子，就是後來繼位的唐高宗，武則天25歲時，唐太宗死了，她被下令要去出家做比丘尼，先在寺廟迴避一陣子，迴避閒言閒語，隔不到二年再入宮，那時候她已經懷孕了，換句話說，她是在寺廟做比丘尼時懷孕的，當然是懷唐高宗的孕，當然大家都很大了，27歲懷孕沒什麼，不要說27歲，13歲懷孕也可能，我們也沒有意見。武則天27歲入宮，當上了23歲唐高宗的嬪妃，其實他們在8年前，武則天19歲時已經有男女關係了。31歲登上唐高宗的皇后。做了28年，在皇后的第5年開始，因為高宗的身體不好，整個朝政都交給她，那時她36歲，已經完全執政，完全執政到81歲，45年，你說她快樂嗎？幸福嗎？我們要打非常大一個問號。
一個自己都無法快樂、無法幸福的人，無論他多有才華，權力多大，無論多有政治能力，我們現在不是要談政治、談倫理，而是說如果你連自己都不快樂、不幸福，你如何帶給廣大的民眾幸福。
楊玉環是唐玄宗的媳婦，她14歲就嫁給玄宗的第18個兒子，外號18郎，嫁了4年，18歲給玄宗看上，他就叫她去出家，去道觀當女道士，玄宗也很會等，從52歲等到60歲，他60歲的時候，楊玉環26歲，真的有這麼漂亮啊？據白居易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你看這樣在形容女人，把對方當對象，整個白居易長恨歌，楊玉環就是一個男人喜歡的對象，一個能歌善舞，一個長得很美麗又身材很讚、能滿足男人聲色感官的對象，幸福嗎？楊玉環幸福嗎？唐玄宗幸福嗎？好像也不是很幸福，不要說她37歲就被下令要上吊死亡，人家唐太宗的長孫皇后是自然死亡，而她卻是政治性的死亡，是內部權力惡鬥的犧牲品，唐玄宗在唐朝也算一個的好皇帝，史稱「開元之治」，但是一樣很慘，我們一樣看不到他的幸福、看不到他的自在、自然。
法律不能管的，不適當管的，叫做隱私、叫做道德，對隱私、道德是要尊重，因為無法界定別人有沒有真正的愛，你不能說依我看你們不是真正的愛，你們有性行為是不行的，這是無法界定的。任何司法官都無法界定別人的愛情是不是真的。
像這樣子就是所謂道德問題、倫理問題，這不是政治、法律能管的。但是儒家思想頭殼壞掉，他想要把倫理外在化、政治化、法律化，信奉儒家的人，嘴巴最愛講清廉兩個字，這是最可怕的字，講清廉的人，最不懂法治、最不懂什麼叫憲法，清廉和憲法無關，其實治理一個國家最需要的是依憲法做事情，最重要的是司法要獨立，但他敢講司法獨立嗎？他不敢，因為司法人事不獨立司法就不可能獨立，他只能講清廉，司法不獨立，那有什麼叫清廉，特偵組全是自己部屬，誰敢管你啊，二千五百多年前晏嬰就講了，你當皇帝誰能夠講你，司法如果不獨立的話，檢察官怎麼去調查皇帝，特偵組怎麼可能對付皇帝，特偵組是皇帝的人、總統人馬，皇帝犯錯怎麼辦，民主政治最可貴的就是，他知道總統犯錯怎麼辦，但在台灣我們不知道總統犯錯怎麼辦、皇帝犯錯怎麼辦，重覆了二千五百年前的惡性輪迴。
道家他有這種講受用的想法，佛教也有，但是他和華人的主流文化，儒家和法家一結合，就被汙染了，而我們今天提倡的就是能夠找到自己的最自然、最自在、最幸福，用這樣的一種水平、用這樣的一種對法的認識，然後推，推到你怎麼在跟人與人之間，怎麼去練習那種無條件無所求無對象的給和接納，在給和接納裡面完全的含容、完全的接納對方做自己的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