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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鄰近特拉法爾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附近的Adelaide
Street靜靜橫臥著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的青銅雕像，以一種邀請的姿態，彷彿隨時就要跟路過的每一個人展開對話。
王爾德出生於1854年，正值大英帝國發展頂峰的維多利亞時代，並於1900年死於巴黎。他的好友依照他詩中的意象在巴黎替他立了一座雕像，而在他一去不復返的故鄉都柏林亦設有紀念他的雕像。在他事業發展蓬勃的倫敦卻要到了1998年11月30日，由藝術家Maggi Hambling 雕塑並題名為《與Oscar
Wilde對話》的雕像才被設立在此，這，也是王爾德於法庭上的妨害風化罪名被確立的一百年多後。王爾德曾說，自己的一生有兩個轉捩點，一個是父親將他送進牛津大學，另一個則是社會把他送進監獄。
1891年，正在牛津就讀的年輕詩人道格拉斯 (Alfred Douglas)與王爾德相識，當時37歲的王爾德已發表多部劇作，是巴黎和倫敦文藝界的寵兒。文采斐然的兩人交往密切，王爾德給他發電報、送禮物、寫信，甚至為他寫了十四行詩，洋溢的才華和正盛的青春使兩人深深地迷戀著對方。
道格拉斯的父親昆斯伯里(Queensberry)侯爵是傳統的蘇格蘭貴族，保守而堅定的捍衛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他無法接受兒子與王爾德的過從甚密，三番兩次寫信要兒子遠離王爾德。道格拉斯堅決不從，仍然保持著與王爾德的密切交往，昆斯伯里侯爵遂揚言，要用盡一切的辦法公開侮辱兩人。
他到兩人常光顧的酒吧等待時機，設法在王爾德劇作首演時寫了措辭強烈的紙條(致王爾德，這個雞姦者)想讓王爾德難堪，道格拉斯與父親槓上，透過律師拒絕了他所有的經濟援助。而昆斯伯里則更變本加厲的用盡一切辦法攻擊兩人，用電報、書信、採取實際行動的威脅，無所不用其極。不堪其擾的王爾德和一心想要做個了斷報復父親的道格拉斯，決定一路告上法庭。兩人與律師友人商討許久，在昆斯伯里罪證確鑿後，以毀謗罪名起訴他，昆斯伯里於1895年3月被捕。法官聽完證詞後決定先保留候審，昆斯伯里又找了另一個律師，手中握有王爾德曾與男子發生「猥褻行為」證據。
此外，他雇了偵探對王爾德的私人生活進行地毯式的搜索。王爾德年少得志，才華洋溢，從來沒有把維多利亞時代那種壓抑拘謹的傳統與道德放在眼裡，事實上，王爾德的實際行為與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遠遠地背道而馳。在最終判決日之前，他與道格拉斯逃離倫敦令他們煩心的一切到了法國南部大賭特賭，一直到審判前不久才返回。此時，情勢大大的扭轉，侯爵掌握了大量不利於王爾德的證據，原本替王爾德辯護的律師的材料相比之下顯得毫無作用。
1895年4月3日，奧斯卡‧王爾德出現在老貝利法院(Old Bailey)的法庭，穿著一貫體面而剪裁合宜的大衣，插著一朵花，彷彿沒事一般的輕鬆的跟自己的辯護律師交談著。他深信自己的名聲、才華與社會地位，可以免除一切不利自己的影響。他鄙夷這個時代所有道德禮教的束縛，把法庭當成一枝獨秀的劇場，在裡面，他可以憑藉自己的口才一如以往的一樣大展身手。一旁，昆斯伯里侯爵召集了一群年輕證人，等候好戲上場。這些證人聲稱他們曾與王爾德發生「性聯繫」，在維多利亞時代，任何帶有違反善良風俗的粗鄙之事，都被視作犯罪。
在這場史上聞名的審判中，他們聚焦細問他與眾多年輕男子的私人關係使他感到不耐，王爾德用一種近乎輕蔑近乎無禮的態度回答一切的訊問，侯爵重金聘請的律師是王爾德在牛津的大學同學，深知他玩世不恭的個性，知道如何才能引導他講出激怒陪審團的話。在當時的法律中，同性間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可以解釋為犯罪，因為其帶有「粗俗傾向」。（committing acts of gross indecency with other
male persons）
當侯爵以其權勢與財力掌握了所有與王爾德有過來往的證人和口供時，在法庭名義上仍是原告的王爾德一時之間落入了極度不利於自己的情勢，昆斯伯裡侯爵的一切行為在陪審團眼中，都只是將自己的兒子從一種罪惡關係裡拯救出來的企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判這樣的一位父親有罪。基於保護道格拉斯的心態，王爾德不願意聽從律師的建議傳喚道格拉斯出庭作證以扭轉不利於己的狀況，他決定撤訴。這項決定帶來毀滅性的後果，侯爵從本來的毀謗與騷擾最後被判無罪，於此同時，法庭要求陪審團就「致王爾德，這個雞奸者」這張當初侯爵給王爾德的紙條和侯爵所提供的證人口供與種種材料進行司法上的肯認，經過陪審團的討論，他們認為這一切，包含指責王爾德為雞奸者的紙條都是正確無誤。王爾德的名聲瞬間蕩然無存，昆斯伯里馬上在王爾德撤訴後提出反訴，王爾德最終以雞姦及嚴重猥褻的罪名被捕。被捕以前友人勸告他快點逃到法國，但他拒絕了。
他說，太晚了，火車已經開走了。
王爾德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底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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