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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法案的同志團體在外交部召開記者會時 被戴著紅色臂章的「糾察人員」攔阻。 （圖片提供：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
這兩天因為看到反婚姻平權遊行的操作，而覺得蠻難過的，不過，就像2012年選舉後的大夢初醒，看到台灣社會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平等、公正，反而讓自己清醒、踏實起來，那些還在沉睡的人，盲目的人，就像我身體裡的癌細胞，不管如何，我都要學習與之共存。雖然，對於減少整個世間的苦難，我所能做的微乎其微，然而，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就會連自己心中那盞可以照見前路的光都滅了。
小時候，父母雖然離異，但是，礙於社會氣氛保守，我在學校總得假裝他們還在一起。那時候，對同性戀被汙名化我們也很習慣。上大學以後，社會風氣漸漸開放，幾位高中同學相繼出櫃，而我在美國念書，身邊更是充滿非異性戀的同學、室友、教授。對我來說，有不同性向的存在，才會允許每個人「可以活在真相裡，不必再偽裝」。
再度回到台灣，不久加入了舞團。舞團成員，有一半是非異性戀的族群，不一定每個人都選擇公開出櫃，但是，至少在舞團，每個人都能夠很放心地做自己。如果說，家，代表一個完全接納你的地方，那麼，根據這個定義，舞團的朋友，比我們血緣上的家人，更像家人。
不過，即使如此親密，還是有人被另一個人不經意的言語所傷害。
琪兒原本交往的對象都是男性，但是，幾年前，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女子，兩人開始交往。跟她很要好的莉莉得知後，憂心地說：「怎麼連琪兒都淪陷了！」從「淪陷」兩個字，看得出莉莉內心的焦慮，而這份焦慮，來自於不理解。
我們的社會，要怎麼能夠從不理解的焦慮，走出來？
雖然，性向是個人的事情，但是我覺得，公眾人物的公開出櫃是有必要的，就像歐巴馬當選總統，對非白人的美國人來說，是一種正面的鼓勵，台灣社會中非異性戀的年輕人，也需要看到更多正向的人格典範，才能夠幫助他們形塑對自己的健康認同。
記得幾年前，我的美國舞者朋友Abigail質疑團長為何不願意去定義自己的性向，團長的回答是，我愛上一個人，並不因為她／他的性別，當時，我對於Abigail質問的立場並不是完全理解，但是今天，我突然懂了，說出來，真的不是為了自己，尤其當你站在社會上相對主流、有話語權的位置時，說出來，是為了促進整個社會的理解、開放與進步。
在台灣的藝術、文學界，願意公開出櫃的人比較多，尤其像是重量級人物林懷民、蔣勳、蔡明亮…，他們的公開出櫃，必定造福了許許多多台灣社會受歧視所苦的年輕人，然而，我們需要更多其他領域中有影響力的人站出來，為非異性戀的族群發聲。
是的，當我們愛上一個人，並選擇她／他為終身伴侶時，我們考慮的不是對方是男是女（因為性向是內建的、早就已經篩選過了），我們愛的是這個獨特的個體，然而，當有人打著「維護傳統價值」的旗幟，來忽視、甚至刻意否定這個社會上一整個族群的幸福的權利、愛的權利，不是很荒謬嗎？
根據寇謐將去遊行現場的採訪報導，這些遊行人士不但恐同，也排外，有人對他的未婚妻Ketty說：「這裡是中國，說中文！」令人聯想到仇外的義和團。捍衛大一統、跟排斥多元家庭的族群，有很高的重疊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的確，在不友善的社會氛圍下，甚至在獵巫似的迫害下，出櫃，不是那麼簡單，不過，美國有一位14歲男孩Graeme Taylor做到了，他的老師Jay McDowell因為在課堂上強力勸阻學生不可反同性戀而遭學校停職處分，這位男孩Graeme Taylor挺身而出，護衛老師，他的態度如此單純、無畏。難怪，採訪他的主持人會說：「我們的社會需要你！」
我們的社會需要每一個人把捍衛人權、平等自由的信念，講出來。因為語言是有能量的，講出來的同時，我們不但會為自己的生命賦予力量，我們也會增加這個社會集體的力量。
在這個政府親中、主權急速流失的政治現實中，在中共以政帶經、步步進逼促統的過程中，台灣的國軍早已不知為何而戰，在這個馬政府寧做中共傀儡政權，產官學媒體沆瀣一氣、藉機卡位、要在政權轉移過程中大賺一筆的黑暗時代，我會不斷地呼喊台灣獨立的主張，呼籲每個人要為台灣的國家定位做決定，呼喚每個人內在的主體性。
至於那些看到台灣賣相不佳而掉淚的江宜樺之輩，他們都是我身體裡的毒瘤，我還是要學習與之共存，相信，當我的體質強健了，毒瘤將無可攀附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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